人不断解放自己，却又进入技术“铁笼”

《现代性》这本篇幅不长的小书是对“现代性”叙述的概括性梳理，清华大学教授汪民安从对马克思·韦伯、卡尔·马克思、西尔美、涂尔干、波德莱尔、本雅明、哈贝马斯、福柯等人著作的研究中，对“现代性”这一名词背后的含义进行了多种层面的分析。

“现代性”是如何产生的？它与文艺复兴、宗教改革、启蒙运动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？政治观念、经济、生活等方面的“现代性”指的是什么？“现代性”本身所带有的悖论又给人的生活带来哪些困惑和焦虑？在这本《现代性》中可以找到一部分答案。

当我们谈论政治、经济、社会乃至生活时，为说明其当下性、独特性或与过去的断裂性等，往往会在前面加上“现代”、“现代性”、“现代化”或“现代主义”这样的定语，如现代社会，对应古典社会，现代生活，则不言自明地蕴含都市化这一前提，就连文学也是现代主义文学，而与传统作品相区别。

不过问题是，现代性到底是什么意思？它如何发生？又由哪些部分组成？有怎样的特点？对于这些问题，一众社会学家、哲学家和思想家进行过深入探讨，这是他们了解自身所处社会的努力，是对所处社会之特点和弊病的辨析，其中马克思·韦伯、卡尔·马克思、西尔美、涂尔干、波德莱尔、本雅明、哈贝马斯、福柯等人的著作，深入到现代性的肌理，从不同侧面剖析了现代性这个“双面巨兽”的诞生、发展、特点和其内在的悖论。汪民安的《现代性》一书，对上述作者的作品进行了概括性梳理，描绘出“现代性”的轮廓，叙述了其发展脉络和特点。

全书分为五部分，分别是现代生活，现代资本主义，现代观念，工业主义和民族-国家，以及现代性的冲突。前四个部分分别从生活、经济、政治观念、工业革命等不同角度讲述了现代性。这也显示出现代性本身的极度复杂性，作为一个矛盾重重的系统，它牵涉到一个社会的各种层面。

《现代性》

汪民安 著

南京大学出版社·守望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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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代性的发生，可以追溯到文艺复兴。人文主义的兴起，使人不再只知仰望上帝，而是将目前收回，发现了“人”自身，发现了人性，渐渐的，人——而不再是上帝——站在了宇宙的中心。这也是一切认知、观念、行动发生变化的起点。随文艺复兴而来的宗教改革，提倡“因信称义”，将人从腐败教会的束缚中解救出来。两者提升了“人”的地位，进而使人成为认知主体。相伴认知主体这一身份的必需品，是替代了信仰的理性。理性也正是现代性的关键点。

从历史演进的角度看，人文主义在思想和政治上成为启蒙运动的先驱，劳作而苦行的新教徒则在经济和生产上成为工业资产阶级的先驱。关于第二点，韦伯在《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》中有详细论述。

至18世纪的启蒙时期，上帝被清除，康德呼吁大胆运用自己的理智，既批判的理性，使人进入成熟状态。而将研究自然时的理性用来研究人和社会，得出了以“不变的人性”为基础的共同的人类目标：基本的生理满足、美德、正义、幸福和自由。为实现这些目标，法国大革命爆发，并在之后形成互相牵制的三大意识形态：自由主义、社会主义和保守主义。这是政治社会和观念上的现代性的大致脉络。

经济上，马克思·韦伯从对新教的观察中，认识到新教的观念和文化影响了资本主义经济。新教徒认为劳动是自己的天职，“不倦地劳动是获得上帝恩宠的唯一手段”，其结果就是资本的积累，这便创造了资本主义的条件，也塑造了资本主义精神：其首要原则是人被赚钱的东西所左右，获利是最终目的。

在韦伯看来，新教的理性不仅包括世俗化，还包括禁欲主义的理性、反感官的理性、盘算式规划的理性和自我克制的理性。这些理性被资本主义吸收，形成资本主义组织方式的理性化。现代企业、现代国家也从新教理性中诞生，形成以理性为根基的制度、法律以及工作方式，这些非人格化的元素，组成了非人格化的“铁笼”，现代人就生活在其中。

在韦伯那里，现代资产阶级由观念性的理性锻造而成，在马克思这里，现代资产阶级是技术生产力的狂热发明所造就的，其核心是劳动力的商品化，人在其中被异化。桑巴特则认为，资本主义起源于奢侈。

与资本主义联系密切，又对现代性进程的促进起到决定性作用的，是工业革命。18世纪下半期，工业革命在英国产生，以机器化技术和工厂生产为核心的生产方式影响了人的存在方式。人们背井离乡，离开土地前往城市工作，身处陌生化的社会，面对非人格化的机器，进行着物化生产。因为工业主义要求人们不停掌握新的技能，教育被放置在了关键位置。“在一个技术性的世界中，教育成了向上的社会移动的一个主要途径。”而随着教育的普及，人们拥有共同的语言和文化，这成为民族主义得以形成的基础。

政治观念、经济和工业三个方面的现代性，构成现代性的主要方面，形成了现代生活。波德莱尔第一个捕捉到了现代生活（都市生活）的特征：短暂性、瞬间性和偶然性。西美尔则发现，都市人在现代性经济中，依照劳动分工工作，只有按照严格的数字换算方式行动，才能抵御多样性和可变性带来的困扰，人因此越来越冷漠、克制、千篇一律，人的个性在消失。不过这也激发着每个孤立的个人对个性的强烈追求。这也是现代人的统一困惑和焦虑之一。

如上文所述，韦伯认为依靠工具理性建立起的制度和企业，成为人的“铁笼”，这是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基本悖论，即“技术系统的现代性同人的解放的现代性的悖论”。自文艺复兴起，人不断解放自己，寻求自由，而技术现代性（工具理性）则锻造了一套新的枷锁，让人处在体制和层级之中，绑缚着人的手脚，侵蚀着人的自由。关于这一点，现代主义文化——浪漫主义文学（华兹华斯、拜伦）、现代主义文学（卡夫卡）、尼采和海德格尔的哲学，用反理性的方式，对现代性进行了猛烈的批判。

文 | 张进

本文授权转载自新京报书评周刊官方微信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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